作者：许文涛（南宁三中学生，获南京大学连云港高新技术研究院实习证书，有文章在区人民政府平台发表)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根植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中华民族“家国一体”的价值基因，历经革命年代的热血铸就、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在新时代脱贫攻坚中实现了精神内涵的创新与实践形态的拓展。本文通过梳理该精神的历史脉络，剖析其在脱贫攻坚中“牺牲安逸守基层、牺牲安危担艰险、牺牲亲情暖民心、牺牲名利践初心”的时代内涵，阐释其从“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成果”的实践逻辑，揭示这一精神财富如何为脱贫攻坚全面胜利提供动力支撑，以及如何成为新时代推进共同富裕、应对风险挑战的宝贵精神资源
牺牲精神；脱贫攻坚；时代价值；实践逻辑；共同富裕
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这场历时八年的伟大战役，让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奇迹的背后，不仅有制度优势的支撑、精准政策的保障，更有“为有牺牲多壮志”精神财富的深刻滋养。毛泽东同志笔下“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迈诗句，原本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革命牺牲精神的生动写照，而在脱贫攻坚的新时代战场上，无数党员干部、基层工作者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担当，赋予这一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它不再是枪林弹雨中的生命抉择，而是扎根基层的坚守、直面艰险的勇气、心系群众的情怀与无私奉献的境界。深入研究这一精神在脱贫攻坚中的时代价值，既是对脱贫攻坚精神的理论升华，也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精神指引。
“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并非凭空产生，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时期的淬炼，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核心内核与“与时俱进”的实践品格，最终在脱贫攻坚中完成了精神传承与时代创新的统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有牺牲多壮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践行的誓言，其核心是“为推翻剥削压迫、实现人民解放而牺牲”。从李大钊面对绞刑架高呼“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胜利”，到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时“我的一切都交给党了”的无私；从红军长征中“半条被子”彰显的军民鱼水情，到抗日战争时期“狼牙山五壮士”为掩护群众跳崖的壮烈，革命先辈的牺牲始终围绕“人民解放”这一核心目标。这种牺牲不是盲目的付出，而是基于“没有人民的解放，就没有个人的幸福”的价值判断——他们深知，只有打破“三座大山”的压迫，才能让亿万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据统计，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成立，约有2000万名革命者为革命事业牺牲，他们用生命为“为有牺牲多壮志”奠定了“人民立场”的精神基调，也让这一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人民拥护的重要精神密码。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局面，“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从“生命牺牲”转向“利益牺牲”，核心是“为国家工业化、人民温饱而牺牲个人享受”。在这一时期，无数建设者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姿态，将个人才华与青春奉献给国家发展。“两弹一星”研制者隐姓埋名数十载，在戈壁荒滩上用算盘计算数据，放弃与家人团聚的时光，最终铸就大国重器；王进喜带领1205钻井队“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以“铁人精神”攻克大庆油田开发难关，让中国甩掉“贫油国”的帽子；焦裕禄在兰考县带领群众治沙、治水、治碱，身患肝癌仍坚持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惦记着“兰考的麦子长得怎么样”。这些建设者的“牺牲”，是放弃城市舒适生活、牺牲个人健康与家庭时光的奉献，本质上是为了让新中国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让人民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这种“牺牲精神”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注入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时代内涵，成为建设时期推动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在这场“硬仗”中实现了新的实践突破。与革命年代的“生命牺牲”、建设时期的“艰苦奉献”相比，新时代脱贫攻坚中的“牺牲”更具“精准性”与“多样性”——它可能是放弃大城市工作机会、扎根贫困山村的“安逸牺牲”，可能是面对自然灾害、市场风险时的“安危牺牲”，也可能是错过家人陪伴、专注扶贫工作的“亲情牺牲”。据统计，在脱贫攻坚斗争中，1800多名同志将生命定格在了脱贫战场上，他们中有30岁的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有46岁的县委书记姜仕坤，也有普通的基层扶贫干部。这些“牺牲”的本质，是“为群众谋幸福”的初心践行——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指引下，扶贫工作者将“牺牲精神”转化为“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退出”的实际行动，让千万群众摆脱贫困、走向富裕。这种“牺牲”既是对革命基因的传承，也是对时代使命的回应，让“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芒。
在脱贫攻坚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不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通过无数扶贫工作者的具体行动，转化为“坚守、担当、情怀、奉献”四个维度的时代内涵。这些内涵既延续了“人民至上”的精神内核，又契合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精准、务实、较真”的工作要求，成为新时代“牺牲精神”的生动注脚。
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多在交通不便、条件艰苦的偏远地区——有的贫困村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冬季严寒缺氧；有的位于深山中的峡谷地带，山路崎岖难行；有的位于荒漠边缘，自然环境恶劣。要在这些地方开展扶贫工作，首先要“牺牲”的就是城市的安逸生活、舒适的工作环境。许多扶贫干部以“牺牲安逸”的坚守，成为贫困地区的“常驻者”，用时间和耐心破解脱贫难题。
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女子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张桂梅，是“牺牲安逸”的典型代表。她本可以在昆明过着安稳的生活，但看到华坪县许多贫困家庭的女孩因没钱上学而早早辍学，她毅然放弃安逸，扎根华坪县20余年。为创办全国第一所全免费女子高中，她四处奔走筹款，甚至因过度劳累患上了骨瘤、肺纤维化等23种疾病，却始终坚守在教学一线——每天凌晨5点起床，深夜12点后才休息，手把手教女孩们读书写字，帮助2000多名贫困女孩圆了大学梦。她说：“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欲于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这种“牺牲安逸、扎根基层”的坚守，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长期的执着——她将自己的全部精力、财力乃至健康都奉献给了贫困女孩的教育事业，用“坚守”打破了贫困的“代际传递”，让“牺牲精神”在教育扶贫中绽放光彩。
类似的例子还有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濯桑乡汉戈村驻村第一书记文雪松。他放弃在成都的工作，主动申请到海拔4000多米的汉戈村驻村，面对“语言不通、气候不适、群众不信任”的三重困难，他用3年时间学会藏语，走遍村里的每一户人家，带领群众发展蔬菜种植产业，让汉戈村从“贫困村”变成“小康村”。这些扶贫干部“牺牲安逸”的坚守，本质上是“把基层当家乡、把群众当家人”的责任担当——他们深知，只有扎根贫困地区，才能摸清群众的真实需求，才能找到适合当地的脱贫路径。
脱贫攻坚中，除了艰苦的自然环境，还存在着诸多“风险挑战”：有的贫困村地处地质灾害多发区，扶贫干部在入户走访时可能遭遇滑坡、泥石流；有的贫困地区存在宗族势力、不良习俗，扶贫工作可能面临“不被理解、甚至被抵触”的压力；有的扶贫项目需要面对市场风险、技术难题，稍有不慎就可能让群众的投入付诸东流。面对这些风险，许多扶贫干部选择“牺牲安危”，以“直面艰险”的担当，为群众蹚出一条脱贫路。
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黄文秀，是“牺牲安危”的英雄典范。2019年6月16日晚，黄文秀在结束百色市区的扶贫工作后，不顾暴雨预警，坚持开车返回百坭村——她惦记着村里的防汛工作，担心群众的房屋是否安全，放心不下正在成长的砂糖橘产业。途中，车辆不幸被洪水冲走，年仅30岁的她永远离开了自己热爱的扶贫事业。在驻村的一年多时间里，黄文秀始终以“直面艰险”的担当开展工作：为了说服群众发展砂糖橘产业，她多次上门走访，甚至自掏腰包帮群众购买果苗；为了解决村里的道路问题，她四处协调资金，带领群众修路；面对部分群众的不理解，她从不气馁，而是用“真心”换“真情”。最终，百坭村的贫困发生率从22.88%下降到2.71%，她在日记中写道：“只有扎根泥土，才能懂得人民。”这种“牺牲安危”的担当，不是“蛮干”，而是“心中装着群众”的自觉——在她看来，群众的安全、群众的脱贫，比自己的安危更重要。
在脱贫攻坚中，像黄文秀这样“牺牲安危”的扶贫干部还有很多。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原县委书记姜仕坤，为了带领晴隆县群众发展“种草养羊”产业，常年奔波在山区，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最终因过度劳累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46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于田县阿热勒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吾布力喀斯木·买吐送，在带领群众抗击沙尘暴、发展特色农业时，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深入灾害一线，保护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些扶贫干部“牺牲安危”的担当，本质上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的价值选择——他们明知前方有风险，却依然选择“逆行”，因为他们深知，脱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只有敢于直面艰险，才能攻克贫困堡垒。
脱贫攻坚的工作任务繁重，许多扶贫干部往往需要“5+2”“白+黑”地工作，这意味着他们要“牺牲”与家人团聚的时光，甚至在家人需要照顾时，无法陪伴在身边。这种“牺牲亲情”的背后，是“心系群众”的深厚情怀——他们把对家人的牵挂，转化为对群众的关爱，用“缺席家庭”的遗憾，换来了“群众脱贫”的喜悦。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周营镇崔营村驻村第一书记韩宇南，是“牺牲亲情”的典型。2015年，韩宇南主动申请到崔营村担任第一书记，当时他的妻子患有重病，女儿还在上小学，家里需要人照顾。但他深知崔营村是“深度贫困村”，群众更需要他，于是他毅然选择“舍小家、顾大家”——每周只回家一次，甚至在妻子住院手术时，也只陪伴了两天就返回村里。在驻村的5年多时间里，他带领群众发展蔬菜大棚、光伏发电等产业，帮助崔营村实现了“整村脱贫”，但他却错过了女儿的成长，也没能好好照顾妻子。他说：“我欠家人太多，但看到群众脱贫后的笑容，我觉得值。”这种“牺牲亲情”的情怀，不是“无情”，而是“大爱”——他把对家人的爱，延伸到了对群众的爱，用自己的“缺席”，换来了崔营村群众的“幸福”。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孔家坊乡四顾墩村驻村第一书记汪耀峰，在驻村期间，母亲病重住院，他只能通过视频电话了解母亲的病情，直到母亲去世，他才匆忙赶回家，处理完后事又立刻返回村里；甘肃省定西市岷县维新镇党委书记包世权，为了带领群众发展当归、黄芪等中药材产业，常年驻守在镇上，儿子出生时他没能陪伴在妻子身边，儿子上学后他也很少参加过家长会。这些扶贫干部“牺牲亲情”的情怀，本质上是“把群众当亲人”的情感共鸣——他们深知，贫困群众的生活比自己的家庭困难更多，只有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扶贫工作中，才能帮助群众早日摆脱贫困。
在脱贫攻坚中，有的扶贫干部原本在单位有“前途光明”的岗位，却选择到贫困地区担任第一书记，放弃了“晋升机会”；有的扶贫干部面对“名利诱惑”，始终坚守底线，把扶贫资金用在“刀刃上”，不谋一丝一毫的私利。这种“牺牲名利”的无私奉献，是“为有牺牲多壮志”精神在新时代的“境界升华”——他们不把扶贫工作当作“镀金”的机会，而是当作“为人民服务”的平台，用“淡泊名利”的选择，书写了一份份合格的脱贫答卷。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张家砭镇郝家桥村驻村第一书记常晋宏，是“牺牲名利”的代表。常晋宏原本在陕西省财政厅工作，岗位优越、晋升机会多，但当他得知需要选派干部到郝家桥村驻村扶贫时，他主动申请前往。有人问他：“你放弃这么好的岗位去驻村，不觉得可惜吗？”他回答：“能亲眼看到群众脱贫，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比任何名利都重要。”在驻村期间，常晋宏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郝家桥村制定了“产业扶贫+电商扶贫”的发展方案，带领群众发展红枣加工、小杂粮种植等产业，还帮助村里搭建了电商平台，让郝家桥村的农产品走出了大山。驻村3年，他没有为自己谋取任何私利，反而自掏腰包帮助困难群众，最终带领郝家桥村实现了“整村脱贫”，并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驻村第一书记余静，也同样选择了“牺牲名利”。她放弃在合肥的公务员岗位，主动申请到大湾村驻村，面对“条件艰苦、任务繁重”的挑战，她始终坚守“不脱贫不撤岗”的承诺，带领群众发展茶叶、民宿等产业，最终实现了大湾村的脱贫。这些扶贫干部“牺牲名利”的奉献，本质上是“把个人价值融入集体价值”的价值追求——他们不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是追求“让群众过上幸福生活”的“大我”价值，这种“无私奉献”的境界，是新时代“牺牲精神”最宝贵的内涵之一。
“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财富，之所以能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巨大作用，关键在于它不是停留在“精神层面”的口号，而是通过“目标引领”“动力激发”“方法创新”“群众动员”等实践路径，转化为攻克贫困堡垒的“物质力量”，最终推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这一“精神变物质”的转化过程，既是“牺牲精神”时代价值的体现，也是脱贫攻坚“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工作方法的生动实践。
脱贫攻坚的总目标是“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牺牲精神”为“目标引领”——无数扶贫干部正是以“为了实现全面小康，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坚定信念，锚定目标不放松，才能在面对困难时不退缩、面对挑战时不放弃。
在“精准定位目标”上，扶贫干部以“牺牲个人时间与精力”的付出，深入贫困一线开展“地毯式”摸排。甘肃省定西市漳县的扶贫干部们，为摸清全县每一户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冬里，踩着积雪走遍21个乡镇、135个行政村，白天入户登记收入、住房、健康状况，晚上在临时办公点整理数据到凌晨，最终建立起“一户一档、一人一策”的精准台账，让每一个脱贫目标都有了清晰的“靶向”。这种“牺牲休息时间、追求精准目标”的坚守，避免了脱贫工作“大水漫灌”，为后续精准施策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坚决完成目标”上，面对脱贫攻坚中的“硬骨头”，扶贫干部以“牺牲个人舒适甚至利益”的决心，攻克目标实现中的堵点难点。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曾是全国脱贫攻坚中“最难啃的骨头”之一，这里山大沟深、交通闭塞，部分村寨甚至没有通电通路，语言障碍也让扶贫工作难以推进。当地扶贫干部们没有因目标艰巨而退缩：有的学习彝语到喉咙沙哑，只为能和群众顺畅沟通；
（二）以“牺牲精神”动员脱贫力量：凝聚“全民参与”的强大合力
脱贫攻坚不是扶贫干部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政府、企业、群众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而“牺牲精神”正是凝聚这种“全民参与”合力的“粘合剂”。扶贫干部们以“牺牲个人协调精力、搭建合作桥梁”的行动，打破部门壁垒、连接社会资源，让各方力量向脱贫攻坚聚焦，形成“众人拾柴火焰高”的良好局面。
在“政企协作”中，扶贫干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搭建企业与贫困地区的合作桥梁。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是“中国羽绒之乡”，但当地许多贫困群众因缺乏技术和销售渠道，无法参与羽绒产业增收。驻村第一书记陈昊为解决这一问题，主动对接县里的羽绒企业，白天带着企业负责人走访贫困家庭，了解群众就业需求；晚上整理群众技能清单，与企业协商培训方案，经常忙到深夜。为说服企业降低就业门槛、开设免费培训班，他先后登门拜访企业负责人12次，甚至自掏腰包承担部分培训物料费用。最终，企业同意为贫困群众提供“免费培训+包就业”服务，300多名贫困群众通过羽绒加工实现月收入超3000元。同时，陈昊还推动企业与村集体合作建立羽绒加工点，让行动不便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务工。这种“牺牲个人时间、主动牵线搭桥”的付出，让企业资源与群众需求精准对接，形成了“企业盈利、群众增收”的双赢格局。
在“社会动员”中，扶贫干部牺牲“个人社交时间”，号召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扶贫干部李娟，为帮助当地贫困家庭销售特色农产品“互助八眉猪”，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拍摄短视频，讲述养殖户的脱贫故事，还主动联系电商平台、公益组织和媒体。她曾为争取一个公益助农直播机会，连续一周每天只睡4小时，白天对接直播平台确认流程，晚上帮养殖户整理产品信息、拍摄宣传素材。直播当天，她从凌晨5点就到养殖场协助准备，直到深夜12点完成订单统计才休息。这场直播最终卖出“互助八眉猪”200多头，为15户贫困家庭增收超10万元。此后，李娟又牵头成立“互助农产品公益推广群”，吸引了200多名社会爱心人士加入，长期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农产品。正是这种“牺牲个人时间、全力动员社会”的奉献，让更多社会力量关注到贫困地区，为脱贫攻坚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外部动力。
（三）以“牺牲精神”巩固脱贫成果：筑牢“防返贫”的长效屏障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防止返贫同样需要“牺牲精神”的支撑。扶贫干部们以“牺牲个人短期利益、着眼长远发展”的担当，建立防返贫监测机制、培育可持续产业，让脱贫成果从“暂时脱贫”走向“长期稳定”，为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在“防返贫监测”中，扶贫干部牺牲“个人闲暇时间”，对易返贫人群进行动态跟踪。广西河池市都安瑶族自治县曾是深度贫困县，当地部分群众因疾病、自然灾害等原因存在返贫风险。扶贫干部韦晓玲牵头建立“防返贫监测台账”，每月利用周末和晚上时间，对全县3000多户易返贫家庭进行走访排查。有一次，为核实一户因暴雨导致房屋受损的家庭情况，她冒着大雨驱车2小时，又步行1小时山路到达农户家中，详细了解房屋受损程度、家庭收入变化，并第一时间协调民政部门提供临时救助，帮助农户修缮房屋。同时，韦晓玲还为易返贫家庭制定“一户一防返贫方案”：对因病返贫的家庭，协调医疗保障部门落实医保报销、大病救助政策；对因灾返贫的家庭，联系农业部门提供种子、化肥补贴；对有劳动能力的家庭，推荐务工岗位。通过这种“牺牲休息时间、精准监测帮扶”的努力，都安县在脱贫后两年内，返贫率控制在0.5%以下，筑牢了防返贫的“第一道防线”。
在“可持续产业培育”中，扶贫干部牺牲“个人短期政绩考量”，拒绝“短平快”的产业项目，选择长期投入、可持续性强的产业。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的驻村第一书记刘敏，在选择村集体产业时，放弃了周期短但污染环境的加工项目，而是决定发展有机茶种植。起初，群众因有机茶种植周期长、前期投入大而反对，刘敏没有动摇：他自掏腰包到茶叶种植基地学习技术，免费为群众提供茶苗和种植培训；为解决前期投入问题，他多次跑部门申请产业扶持资金，还说服村集体以“土地入股”的方式降低群众风险。在他的坚持下，村里最终建成500亩有机茶基地，虽然前3年几乎没有收益，但从第四年开始，茶叶亩产收益达到5000元，村集体年收入超20万元，还带动30户脱贫户长期务工。刘敏说：“牺牲短期的‘政绩’，换来群众长期的‘稳定收入’，这才是真正的巩固脱贫成果。”这种“着眼长远、牺牲短期利益”的牺牲精神，让脱贫产业从“昙花一现”走向“持续增收”，为防止返贫提供了长效保障，也让“为有牺牲多壮志”的精神在巩固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中继续闪耀光芒。
